实时焦点：春秋名将中，齐国有管仲，吴国有孙武，晋国第一名将是谁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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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及战国名将，我们可以如数家珍，孙膑、吴起、白起、李牧等等，但春秋有哪些名将呢？除了齐国管仲、吴国孙武与伍子胥、秦国孟明视等寥寥几人之外，似乎很难有什么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名将。

原因其实很简单，西周到春秋早期，当时战争“崇尚周朝军礼”，比较死板，就是摆好阵势有礼节的厮杀，偷袭埋伏、截取粮道之类的胜之不武且遭人鄙视，谋略能力与指挥能力没有太大的发挥空间，宋襄公就是崇尚周朝军礼的国君，所以在春秋大部分时间里，没有后世标准下的名将生存的土壤。

但到春秋中晚期，战争理念发生巨大变化，从春秋“崇礼”逐渐向“诡诈”转变，宋襄之仁已经不合时宜了，用兵诡诈慢慢成为了主流，为了取胜可以不择手段、不拘一格。所以，春秋中晚期之后名将辈出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代表是说出“兵者，诡道也”的孙武！

华夏文明看春秋，春秋大义看晋国！在春秋五霸中，含金量最高的是晋国，维持霸主地位长达150余年，晋国的霸主地位肯定不是充话费送的，而是打出来的。其实，在晋国称霸过程中，有一位春秋第一名将辅佐，并且他在战争由“崇礼”转向“诡诈”的过程中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齐桓公去世之后，天下霸主之位空缺，秦国、楚国、晋国纷纷逐鹿天下，争夺霸主之位。其中，没了齐国压制的楚国，又开始北上入侵中原了，这一次猎物是宋文公时的宋国，其祖父宋襄公时楚国就曾入侵过。

其实，齐桓公称霸之前，南方楚国非常强大，与北方戎狄几乎打穿了“中国”，史书记载的是只在一线之间，当时华夏危在旦夕。但即便齐桓公称霸时，也只是率领中原诸侯压制楚国，而没有与楚国发生战争，说到底齐桓公也没有必胜的把握。

宋文公向晋文公求救，但面对强大的楚国，刚刚稳定国内的晋文公，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：出兵救宋，与楚国打，不仅没把握，打输的话局面更糟糕，而且楚国曾经帮过他，还会给人忘恩负义的印象；但宋文公也帮过他，不救宋也说不过去。

晋文公少年时，有五个品德高尚的好友，其中之一叫先轸，他继位后先轸担任下军佐，郤縠担任中军将。晋文公继位后实行“三军六卿制”，即中军、上军、下军，主官分别为中军将、中军佐、上军将、上军佐、下军将、下军佐，都由“卿”级别的贵族担任。因此，先轸担任下军佐，在高层排名中是最后一位，地位不太高。

对于救不救宋，先轸认为必须救宋，因为不救宋国，不仅是忘恩负义，而且将失去中原其他小国的信任，从而在争霸中出局。在先轸与狐偃的劝说下，晋文公下定决心出兵救宋。

但楚国实力过于强大，先轸即便再自信，也不敢轻易与楚国硬碰硬，于是晋文公与先轸等人决定首先联合秦齐等国，以在外交上孤立楚国，然后决定先打楚国盟友曹国、卫国，以此逼迫楚国放弃围困宋国。其实，这就是战国时出现的围魏救赵之计，也就是说围魏救赵之计早就出现了。

晋国战争机器开动之后，先轸的作用愈发凸显，他首先用诡诈之计，迅速攻陷卫国的五鹿（今河南濮阳县南），然后又用计攻入曹国都城，俘虏了曹卫国君。在此过程中，中军将郤縠去世，晋文公就立即把先轸提拔为中军将，连升五级，成为晋国二把手。

占领曹卫后，楚国为了安定手下小弟们的心思，于是派人告诉晋文公，答应双方共同撤兵，恢复到以前的状态，和平似乎已经到来。但在新任中军将先轸的建议下，晋文公囚禁楚国使者，又忽悠曹卫于楚国断交，由此激怒楚国进军。

果然，楚国主将子玉觉得晋国得寸进尺，就率军进逼晋军，而晋文公以回报楚国恩情为由，顺势退避三舍避其锋芒，最终双方在城濮（山东鄄城西南）这个地方展开了决战。

晋国先轸、郤溱统领中军，狐毛、狐偃统率上军，栾枝、胥臣统率下军。楚国子玉统领中军，子西统率左军，子上统率右军，其中许国、郑国、陈国、蔡国仆从军都在楚国左右军中。

按照传统战法，中军对中军，左军对上军，右军对下军，双方摆开阵势厮杀。但先轸却计谋百出：首先，他是先捏软柿子，先猛攻楚国最弱的陈蔡仆从军，导致楚国右军溃败；其次，在楚国加强对晋国上军与中军攻势后，先轸却让晋国上军缓慢撤退，自己又命中军拖拽树枝奔驰撤退，以遮蔽战场阻断楚国中军进军之余，引诱楚国左军深入；第三，楚左军进攻晋上军时，突然遭到晋中军、上军夹攻而溃败。至此，楚国左右两军都溃败了，子玉不得不退兵。

透过城濮之战可以看到，先轸打破了春秋战争的常规，创造了战场机动用兵，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先例，开创了避强击弱、避实击虚、佯退诱敌、各个击破等的诡诈战法。因此，孙武的兵不厌诈并非首创，而是他对春秋中晚期一系列战争的总结，在某种程度上说，城濮之战是孙武思想的源头之一，先轸是孙武的兵法老师之一。

如果说城濮之战还可以说是不彻底的诡诈用兵，还存在很多“崇礼”痕迹的话，那么先轸指挥的崤之战就是彻彻底底的颠覆。

晋文公去世后，秦穆公想要动摇晋国霸主之位，竟然派出一支兵马，私下越过晋国边疆突袭郑国。但没想到走到半路时，被郑国商人弦高发觉，于是秦军改变计划，灭掉了晋国的邻居滑国后回国了。

先轸认为秦国在晋文公尸骨未寒之际，出兵且擅自入境攻打晋国的同姓邻居，这是在挑衅，在动摇晋国霸主地位，必须要给予教训。于是，先轸紧急动员，让全军穿上黑衣，然后在崤（今河南陕县东南）这个地方伏击了秦军，俘虏了秦国三位主帅，其中一个是百里奚之子孟明视，史称“崤之战”。

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伏击战是最常见的战术，但在先轸之前根本没有伏击战的生存土壤，也从未有过伏击战，因此崤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伏击战，更是兵行诡道的最初最显著的代表。

先轸通过两场战争，奠定了晋国150余年的霸主地位，而在他之后，兵行诡诈慢慢成为主流，到了春秋晚期诡诈已经泛滥，乃至老子都喊出“绝诈弃伪”（郭店楚简道德经）。

然而，作为第一个真正实践“兵不厌诈”思想、实际战绩远超孙武的军事天才，中国兵法转折性、革命性代表人物，堪称中国兵家圣祖的先轸，却并未得到该有的历史地位，《史记》中没有为他单独列传，《左传》中对他的叙述寥寥数笔，古今文人论及《孙武兵法》时也鲜有提及他。

历史有时是公正的，但历史有时也是不公正的。